陳葆珍◎從紐約回中國的科盲

五年前我回廣州。舅父給我一張電話卡，因為不會用，臨走時原封不動地還給他。那時，我打電話只有到廣州的私人設的付費電話亭去。那還是座式電話，和我廿年前出國時的相差無幾，倒易應付。

記得那年想起要給在紐約的家人打電話，幸好記憶力不錯，還記得出國前夕曾在那兒打過越洋電話給雙親。還沾沾自喜終於順利地找到那個電訊局。正慶幸它廿年不變仍在老地方。萬萬想不到門庭依舊，可供人打電話的小房間不見了。

正困惑，問工作人員：“我想打國際長途電話，該進哪里去？以前這裏可是有小房間的。”

忘了以前站在這裏的我，頭髮是黑的，而今已一頭白髮。而以前那位頭髮花白的工作人員不見了，眼前的這位正值妙齡。只見她從頭到腳將我打量一遍，嘟著嘴說：“什麼年代啦？打國際長途電話還來電訊局？回家去打吧。
”
“回家？我的家在紐約。而這裏棲身之地，非長住的。那電話的功能自然一切從簡了。”
我在心裏這樣說。

“回去。你究竟從哪兒來的？這些行情都不懂！”

我哪敢說自己從哪兒來的。我把這和舅父說了。舅父是個細心人，待去年我回廣州時，他給我一個手機，還強調一句：“打電話回紐約，就用它。”

手機，在紐約我極少用的。聽說有什麼輻射的更不敢而且也懶得用。既然舅父拿來了，確實也方便，便用了。

想不到舅父會這樣誇我：“這次回來有進步了，會用手機。”

舅父看见我在公交車上一直盯著那用手機發短信的老太婆，便教我發短信。可惜他怎樣教，我還是不會。

我常被親友這樣埋怨：“打你手機留話了，你總不覆！”

真是有口難言。我看見有留言的記錄但我不會覆，即使有人教我如何查看留言，我總學不會。既然學不會，索性就來個“刪除”了事。

至於查那手機裏還剩多少錢我更不會，更歪提什麼充電加值了。這時又怕打國際長途電話一下子把手機裏的金額全花了，便想不如用電子郵件發回紐約去。但我沒帶電腦回，於是，便乘車往洛溪城找網吧。

我走到當地一間商店問那兒的售貨員：“你可知哪兒有網吧？”

那店員不經意地說：“阿婆，是應該到網吧找孫子孫女回家的，不要讓他們沉迷。”

我在心裏發笑：“我的孫在紐約。他們只用電腦做作業，不知網吧為何物。”但這番話不必和她說。

“我是想查一下信的。”

那店員瞪大眼用那詫異的眼光看了我許久，然後笑了起來，說：“你會電腦？”

我說：“會一點點。”

“新聞！你這樣的歲數會電腦，我們是後生的，還不會呢。”

我不知該怎樣說，問准了網吧地址，趕快溜之大吉。

邊走邊笑，我這個從紐約回來的科盲還未全盲。

不過，不能高興得太早，許多事我無法與時俱進了。

雖然，廿多年来在紐約常坐地鐵，但由於這有百多年歷史的紐約地鐵站當初興建時沒那麼複雜，再加上只付一次錢不管你在地鐵轉多少次車，哪怕走上長達萬里短至一里都一樣的價。只要你不出站。而在廣州坐地鐵，買票時要看地圖，站數不同票價不同。對不熟悉廣州的人來說，簡直無法買票。幸而有不少工作人員在站內行走可以問，不像紐約那樣只有售票員一兩個。到達目的地了，怎樣走到街上，還得要問在那兒走來走去的工作人員。雖有無數的顯示牌，你還是不知所措。

這時，我記起外子那句整日掛在嘴邊的揶揄我的話：“用17 世紀的腦袋來對付21 世紀。”

每當聽他這樣說時，我總在反駁：“能以17世紀的腦袋對付21世紀的，那才是最聰明的。”

可當我臨走前一天不慎讓手機泡了水，使我處在與外界無法聯繫的環境中，我才真正感到：這21世紀是不易對付的。

2008年1月13日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