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樂其樂      ◎陳葆珍◎

----林語堂《蘇東坡傳》讀書札記
                                   
人們常說：“蓋棺論定”。特別是文學界，成名往往在身後。然而， 蘇東坡卻例外。

上至太后皇帝下至百姓，誰不仰羨他的才氣。

在他兄弟倆中進士時，仁宗皇帝說：“今天我已經給我的後代選了兩個宰相。”在小人當道欲置他於死地時，是太后保住其性命。神宗誤聽蘇東坡死訊時，難過得不進午膳並嘆曰：“難得再有此等人才。”文學泰斗歐陽修每逢收到蘇東坡文章，就歡樂終日。當時有作家在雜記中這樣寫：“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崇寧大觀間，海外蘇詩盛行。是時朝廷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東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 （清袁枚認為此“韻”是指“律”之意。）可見其作品能起修身律己作用。

而身處社會底層的士兵，也欣賞蘇詞。如常被人挂在嘴邊的“老夫聊發少年狂”這首《江城子•密州出獵》的歌唱場面，蘇東坡曾這樣描述：“令東州壯士鼓掌頓足歌唱，吹笛擊鼓作為節拍，非常壯觀。”（見《與鮮於子駿書》）

人們敬重的文人，肯定有他的人格魅力。翻開中國及世界文學史看，經久不衰的文藝作品，有哪些是無病呻吟或是替暴行唱頌歌的？只有那些憂國憂民、熱愛生活、充滿正氣的作品才被爭相傳誦。蘇東坡無論詩詞散文都洋溢着浩然正氣。誰站在江邊，都會脫口而出 ：“大江東去”﹔誰在中秋夜，自然會說上一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些辭句，讓人引起不盡的遐思，隨之被作者激情感染，產生一種快感。

林語堂叫他做“樂天派”。他這種樂觀情緒經過痛苦的磨煉而日漸提升，以致升華到一種光彩照人的高度。

蘇東坡的命運是悲劇性的。吉凶禍福，常陪伴着他。他被貶的生活，並不好過。以他《東坡八首》小序為証：“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郡中情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

而他“勞苦之中亦自有其樂。” 他脫下文人的長袍，或穿上農民的短褂子，“庄稼漢的斗笠蓑衣木屐，在泥水路上濺泥淌水而歸”﹔ 或“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與漁樵為伍”﹔或 “頭上頂着一個大西瓜，在田地裡邊唱邊走”﹔在“城門已關閉之後，乃醉醺醺爬過城牆而回。”

他有意讓人“認不出他的士大夫身分”，他“被醉漢東推西搡或粗語相罵”，不怒而喜，大叫：“自喜漸不為人識。”

就這樣，他拉近了和人民大眾的距離，這在他的《黃泥板詞》中作了生動的描述。在醉臥於地時，是農夫怕牛羊踐踏他而把他叫醒。在田間地頭，他把陶潛寫的《歸去來辭》編成民歌，“教給農夫唱，自己也暫時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農夫一齊唱。”

晚年，政敵把他流放到當時尚屬中國域外的海南島，父子倆挨餓以青菜蒼耳度日，在“相對如兩苦行僧”的情況下，他卻“和村民在檳榔樹下一坐，就暢談起來。”還要人家給他講鬼的故事。

林語堂說得好：“和這些老實人在一起，他無須乎言語謹慎，他可以完全自由，可以名士本色示人。”

他放任不羈，正好表現這種名士本色，在他那首“吾平生最得意詩（《寓居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中，喻己為海棠，感嘆“雨中有淚亦淒愴，月下無人更清淑” （此二句為蘇軾至愛之句—筆者註）的同時，訴出不平遭遇及清高賢淑之品性。而他，“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正是率性而不失雅意之舉。無怪乎那麼多的文人、僧侶、太守成為他的好朋友，每離開一地，百姓為他洒淚送行。 

雖然，在他的作品中，難免反映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少不了蒼涼與悲壯，但以慷慨激昂為主調的詩詞仍是那樣激勵人心。而這正是人們喜歡他的重要原因。

他雖身受挫折，但仍對前途充滿信心。他在奮力抗爭：“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正是這種鍥而不捨的精神，讓他在被貶黃州的艱苦生活中，為天下寫出了《赤壁懷古》、《調寄〈浪淘沙〉》、《前赤壁賦》、《後赤壁賦》、《記承天寺夜游》等名篇。

而晚年在“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的海南島，他自知“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作了“首當做棺，次便做墓”的打算。

不要以為他就這樣等死，他還在制墨、採藥、考訂藥類、寫醫學筆記。他整理《東坡志林》，註完了《尚書》。寫些小文札記題跋，其中一篇是有名的《桂酒頌》。

他死於1101年8月24日， 而他在7 月26日，還寫了生平最後一首詩。可以說，終其一生，他都在寫作。正如他寫給朋友的信中所說的：“我一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復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之。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於此者也。”

一個作家有別於其他人面對困境的做法，就是以創作來尋找精神上的快樂。雖然，他“端窮困，本坐文字”，嘗夠了以文惹禍的滋味，可他卻在文字中找到快樂。看到兒子寫出一篇文章，“則為數日喜，寢食有味。”直至臨終“把在南方所寫的詩文拿給錢世雄看時，兩目炯炯有神，似乎忘了一切。”

只有把創作視為生命的一部分的人才可能有這樣的感情，而創作本身又會回饋作者。那就是，即使你處在極度的痛苦中，它會給你快樂。


不是說，他一生只處於低谷，他亦有大起的時候。每逢太后當政，他就被重用。他身居要職 （  “翰林學士知制誥”僅次於宰相）卻急流勇退。試問，混跡官場的人，能有幾個做得到的？

我常想，如此坎坷一生，為何能這樣度過？不把這苦樂問題看透是做不到的。在他的一篇短文裡，說得很清楚：

“樂事可慕，苦事可畏，皆是未至時心爾。及苦樂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況既過之後復有何物？比之尋聲捕影繫風速夢爾。此四者猶有仿佛也。如此推究，不免是病，且以此病對治彼病，彼此相磨安得樂處。”

這段話教我們怎樣看苦樂：既然畏慕之情，純屬在等待樂與苦到來之前的心態。一旦這兩樣性質的事臨頭了，你經歷過之後又得到什麼呢？只剩下尋聲、捕影、縛風、以及發夢似的感覺，這四種感覺，其實就是不切合實際的仿佛之感，由此推論，這就是病態。羨慕樂、害怕苦， 只不過以一種病態去治另一種病態。這兩種心態在你心中相互折磨，怎樣能得到快樂呢？

這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陽樓記》）的態度，正是古代仁人豁達胸懷的體現。

誠然，看了《蘇東坡傳》感受良多，但我最受啟發的，莫過於他的“自樂其樂”。這四個字，將會引導我愉快地度過餘生。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註：本文題目取自蘇東坡《上梅直講書》

後記：  我是一個林語堂迷。他的著作只要在紐約找得到的，我都買來看。住在加州的藍兮知我想找林語堂《蘇東坡傳》，便電傳過來。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把它讀完。由於出自學者林語堂筆下，他“讀過他的札記，他的七百首詩，還有他的八百通私人書簡”，這樣嚴謹的寫作態度，大大增加了這本書的可信度，加上作者自白：“我寫蘇東坡傳並沒有什麼特別理由，只是以此為樂而已。”以此樂來寫蘇東坡之樂，自然會給讀者帶來閱讀的快樂。故此，忍不住向讀者推薦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