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考據家不可與論詩”說起    ◎陳葆珍◎

---袁枚《隨園詩話》讀書札記之十二

“考據家不可與論詩”，語出《隨園詩話》。此說不一定周全，凡事都會有例外。但不能以考據學的標準來論詩，這倒是真的。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要知道詩為何物，才可以論詩。

袁枚反對那些貌似公允，實屬偏見的論詩。他說：“西崖（清朝高僧）先生云：‘詩話作而詩亡。’余嘗不解其說，後讀《漁隱叢話》，而嘆宋人之詩可存，宋人之話可廢也。”

“詩話作而詩亡”，此說有點過激。作為詩話，或記述詩壇盛衰，或辨明文體、句式、句法，或對詩人及其作品、文學流派加以評述等等，對創作會起一定的作用。宋人詩話作了，宋詩並沒有消亡。之所以有此說，仔細閱讀袁枚列舉的宋人乃至清人例子，不難理解他為何發出“宋人之詩可存，宋人之話可廢”的感嘆：

“皮光業（五代詩人）詩云：‘行人折柳和輕絮，飛燕含泥帶落花。’詩佳矣。裴光約訾（詆毀）之曰：‘柳當（當然）有絮，燕或無泥（燕的口中不一定含泥）。’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詩佳矣。歐公（歐陽修）譏其夜半無鐘聲。作詩話者，又歷舉其夜半之鐘，以証實之。如此論詩，使人夭閼（泯滅）性靈，塞斷機括（斷了智慧），豈非（豈不是）‘詩話作而詩亡’哉?或讚杜詩之妙，一經生（一位研究經學的書生）曰：‘濁醪誰造汝（是誰釀造了這些濁酒）?一醉散（散去）千愁。’酒是杜康所造，而杜甫不知，安得謂之（怎樣能稱得上）詩人哉?’痴人說夢，勢必至此。”

袁枚列舉的例子不乏赫赫有名的歐陽修，這就難怪他憤慲，把這樣論詩說成是“痴人說夢”。他忍不住嘲笑這些人說：“譬如讚美人‘秀色可餐’，君必爭‘人肉吃不得’，算不得聰明也。”

又如秦朝袁瑾《秋日》詩云：“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袁枚認為：“此‘王孫’，公子王孫之稱也。”可宋著名詩僧惠洪又說：“王孫，蟋蟀也。”並“引《詩緯》云：‘楚人名蟋蟀為王孫。’又以為‘猿’，引柳子厚《憎王孫》為証。”袁枚說他知識“博則博矣”，但這樣解詩，“意味索然。”其實，袁枚在這裡沒指出柳子厚（即柳宗元）《憎王孫》中的“王孫”是“猢猻”而非“猿”。其開篇句：“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說明“猿”、“王孫”，二者有別。

這樣論詩的弊病到清朝仍存在。袁枚批評清名學者毛西河對蘇東坡詆毀太甚，蘇東坡有詩句云：“春江水暖鴨先知。”毛西河卻說：“春江水暖，定該鴨知，鵝不知耶?”袁枚認為：“此言則太鶻突（唐突）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班鳩、鳴鳩皆可在也，何必‘雎鳩’耶?止丘隅（停在土山角落）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袁枚這裡說的“黃鳥”，是指《詩經》第二篇《葛覃》中所說的“黃鳥於飛，集於灌木。”

有人對袁枚的《馬嵬》詩，提出批評，說他有言：“‘石壕村裡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當日貴妃不死於長生殿。”

袁枚說：“白香山《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親臨）蜀，何曾路過峨嵋耶?’其人語塞。”
 
關於這一點，宋人范溫在《潛溪詩眼》早就對白居易有微詞。認為《長恨歌》用事有誤 。他說：“明皇幸蜀，不行峨眉山也，當改云劍門山。”還說：“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句，不屬實。他說：“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為飛霜。”我想，白居易之所以不全照實寫，可能與他生於唐明皇死後十年的唐朝，不便直陳其事有關。這從開篇第一句可以看出：“漢皇重色思傾國”，指的是漢皇而非唐皇。如果像范温這樣考究，為什麼不質疑這一句？為什麼不說《長恨歌》下半部寫的道士訪仙山，全是假的？

其實，文學作品非歷史筆記。文學創作離不開集中、概括、虛構、夸張等藝術加工。拿長生殿來說，它的寓意就比飛霜殿好。正因為楊貴妃無法長生，而歷代皇帝總求長生，他們的私語又是“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這是生死相許，這一切都與“長生”有關，結果卻事與願違！這樣，難免多一點悲涼與惋惜，這比“飛霜”這個詞更耐人尋味。看來白居易是另有用意的。如果什麼都照實寫，那就少了許多引人聯想的空間。名家用詞是很考究的。如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用“見”而不用“望”，乃因前者無意後者有心， 而只有無意，才顯得優游、閑逸。

詩就是這樣通過優美的詞句塑造美妙的意境，它並非一件物品的說明書。我們吟詩，須從中體會那詩情畫意。正如袁枚指出“王勃《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鹜齊飛。’此落霞，云霞也。與孤鹜不類而類，故見妍妙。（雖不同類但放在一起來寫，意境很美。）” 而清朝進士吳獬卻“以落霞為飛蛾”，袁枚認為，這樣解讀，“則虫鳥並飛，味同嚼蠟。”

正如李白的《將進酒》，如果有誰評“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成青絲暮成雪。”說這是違反自然規律的，那這樣的人就沒資格論詩。

詩所創造的意境，即詩人通過心與物、情與景交融而創造出有審美價值的藝術境界，如果機械地把它切割，那肯定索然無味。袁枚就此問題舉了一個例子，那就是晉張翰《雜詩》:“ 幕春和氣應，白日照因林。青條若總草，黃花如散金。”（長詩，未全錄—筆者注），袁枚在書中這樣寫：“張翰詩：‘黃花若散金。’菜花也。通首皆言春景，宋真宗出此題，舉子誤以為菊，乃被放黜。（被流放）”

既是春景，自然不會有菊花。這與上面所說的李白《將進酒》不可相提並論。李白把漫長的人生濃縮在朝夕之間，目的是想說一生苦短，故“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如果張翰詩是寫時間飛逝的話，也不妨用李白的夸張手法，把春秋連在一起寫，正如李煜的“春花秋月何時了”那樣。可他“通首皆言春景”，這就注定“黃花若散金。”不可能寫秋菊。最近有人考証說不是菜花而是迎春花，不管有多少說法，總之不是菊花。有些考生答錯了，氣壞了出題的宋真宗，把他們流放了，這未免罰得太重。

袁枚在大量列舉曲解詩意的例子後，指出：“凡此種種，其病皆始於鄭康成。”

鄭康成即東漢人鄭玄, 這位東漢末的經學大師，是注儒家經典的權威，由他來注西漢時魯國毛亨和趙國毛萇所輯和注的古文《詩》，也就是現在流行於世的《詩經》，自然有十足的權威。可袁枚這樣說他：“康成注《毛詩》‘美目清兮’：‘目上為明，目下為清。’”這樣來解釋“清”“明”，難怪袁枚忍不住要說：“然則‘美目盼兮’，‘盼’又是何物?”

那什麼人才可與之論詩，袁枚說：“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貴者也。生吞活剝，不如一蔬一筍矣。牡丹、芍藥，花之至富麗者也。剪彩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鮮，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後可與論詩。”

這段話形象地指出：熊掌、豹胎，乃食之珍品，如果生吞活剝就吃下肚，倒不如家常的蔬菜好吃。牡丹、芍藥，屬花中富貴艷麗的，如果用彩色的絲絛仿它的樣子編造，還不如野蓼、山葵來得自然逼真。味道求鮮美﹔意趣求真實 。人必須知這些道理，然後才能和他論詩。

正如美食，詩也講究味。袁枚所說的索然無味，就是指那些文字堆垛、陳腔濫調，而不是出於真情實感。這樣的詩，好比祭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則不食之矣。”（《論語•鄉黨》）

詩通過生動的描述充沛的感情激起人們的聯想，從而感動人的情意，在思想感情上進一步升華，以振奮心志。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興於詩”。

只要詩人自己先被感動了，寫下的詩句自然打動別人，描寫的景物自會有聲有色。這樣的詩篇讓人讀後，勢必蕩氣迴腸。正如袁枚所說的：“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

而不要像袁枚所批評的那樣：“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襪線，句句加注，是將詩當考據作矣。”

詩人既不能把詩當作考據學的文章來寫，那我們也不能以考據學的標準來評定詩的優劣。若拿着尺子來解讀“白髮三千丈” 這一句，那就無詩可言。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