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詞先讀人 ■陳葆珍

---王國維《人間詞話》讀書札記之六
“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人間詞話》
“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人間詞話》
本文就王國維上述評語只說蘇東坡。
要品味蘇東坡“雅量高致”,可從王國維評他“有伯夷、柳下惠之風”說起。伯夷與叔齊本為商末孤竹國國君之子,其國被北周所滅,兄弟二人“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其中折射出來的民族氣節,為高尚之節義。柳下惠(春秋時期魯國人)因“直道而事人”,在國內屢遭罷黜,有人勸他出國,他堅決不為求名利而枉道事人。至於一女子坐其懷中而不動邪念,更為美談。此“直道事人”、“坐懷不亂”為高尚之人格。伯夷、柳下惠的聖賢之風正如孔子所言:“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不管他們身居何位,與何人接觸,都不易受不良影響,因為他們心中有一根道德標杆。這樣就會有涵養、有雅量,情操自然高致,心胸自然寬廣。
蘇詞體現出的“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乃由他的心胸曠達決定的。王國維指出,若無這樣的胸襟,而要學蘇詞,這不亞於東施效顰。
那蘇東坡的胸懷是怎樣的呢?如果沒有人生的坎坷,就不可能造就曠達的胸襟。故此,不得不說他的遭遇。
蘇東坡這一位曠世奇才,20歲就與弟弟蘇轍一起中了進士。為此,宋仁宗斷言,自己為後代選了兩個宰相。宋神宗常於人前贊賞他的文章。不少人爭相傳誦並收藏他的作品。曾有一件趣事,他為幫助一扇商賣扇還債,在扇上親自題詩繪畫,當即扇子被眾人以高價搶購一空。
這樣的才氣橫溢、名震天下,不招人妒才怪。
僅因為如此,還不至於招來殺身之禍。關鍵在於他對王安石變法帶來的窮兵黷武、民不聊生加以抨擊並多次上書朝廷,提出改善方案。而他性率直,素來“論道當嚴,取人當恕”,(黃庭堅《跋蘇東坡長短句》)既堅持自己的政見,又對政敵毫不設防,自認“在我眼中天下沒有一個不是好人。”這免不了要吃虧。
他的高官位與威望以及他對新政弊病不斷揭露,自然引起主持新政者極大不滿與恐懼。他們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有意歪曲蘇東坡《湖州謝上表》及其詩作,無限上綱,制造史上有名的冤案—“烏台詩案”。對他扣以詆毀皇上反對新政的莫須有罪名,捕之入獄4 個月。政敵多次要皇帝殺他。但基於宋朝早規定除謀反外,不殺大臣,兼之皇后、太后的庇護及皇帝惜才,致能保存性命。可沒法逃脫屢遭降級、流放乃至最後被貶為庶民的厄運。但每遇幼主登基,太后輔政,此時的蘇東坡又得重返朝廷,受到重用,甚至為幼主之師。一旦太后駕崩,幼主執政,黨派之爭讓當年的主新政者得逞,蘇東坡馬上厄運當頭。如此大起大落,讓他發出感嘆:“平生文字為吾累”。
朝廷裡的明爭暗鬥,他早已厭倦,多次提出外調。可他無論在哪,都不忘針砭時弊。故此,常被貶謫到偏遠落後的地區。而他卻在為百姓造福的同時,常向皇帝反映各地因新政所帶來的災難。
他是一位難得的父母官。如在杭州當太守期間,他建樹甚多。他大辦水利,整頓西湖,至今還留下他當年主建的蘇堤。為了杭州人防疫治病,“從公款裡撥出兩千緡,自己捐出五十兩黃金,在杭州城中心眾安橋,建立了一家名叫‘安樂坊’的公立醫院。” 據說這是中國最早的公立醫院。他還創監獄醫師制度,嚴禁殺嬰,以堅持人道主義來管理政務。深得杭州人愛戴。
他這樣熱情樂觀,自然在詩中有所寄意,這些詩作,讓政敵認為他過得“太瀉意”了,此後,便不斷調他到一個比一個落後的地方去,剝奪他自由居住的權利。可他每到一地,修橋補路、疏通渠道、大興土木,在王安石新法的社會改革所留下的惡果遺患之中,他除不惜向官場抗爭外,又全力從事救濟飢荒工作。他建立孤兒院,親自救了三四十個挨餓的孤兒,並帶回家撫養。飢荒造成陳尸街道,他繞城而走,埋葬屍體。
知道他是怎樣當官的,便會相信這一事實:他一遭逮捕,百姓便淚如雨下,於道旁設香案,為他禱告早日獲釋。
被貶至黃州,他在《東坡八首》中這樣寫當地的環境:“廢壘無人顧,頹垣滿蓬蒿。”在為這八首詩寫的《序》中,提到友人馬正卿“哀余乏食”,買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釋來而嘆,乃作是詩,自憨其勤。”在給友人孔平仲的詩裡說:“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今年對草蓋雪堂,日炙風吹面如墨。”可他並不因此消沉,如他把“在田畝耕作的感想,把歸去來辭的句子重組,照民歌唱出,教給農夫唱。他自己也暫時放下犁耙,手拿一根小棍,在牛角上打拍子,和農夫一齊唱。”他風趣地說:“四鄰相率助舉杯,人人知我囊無錢。”
他最後被流放到荒蕪的海南島西北部儋州,過著:“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蘇軾《與程秀才書》)困苦的生活。難熬夏天的潮濕炎熱,只有靜坐在椰子林中,一天數一天地等待秋天到來。冬天食物接濟不上時,就用食陽光止餓法。在這窮困潦倒中,生活所需全靠朋友及當地老百姓接濟,可他卻說:雖“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為一笑而已。”
他在街頭巷尾與當地人閑談﹔收集當地黎人的民謠,向老太婆學唱山歌,他“嘗負大瓢,行歌田畝間”(趙德麟《侯鯖錄》)。他苦於筆紙欠缺,還自制墨﹔他到鄉野採藥,整理條記文稿,編成《東坡志林》。他對儋州文化有積極影響。有詩書為証:“宋蘇文忠公之謫居儋耳,講學明道,教化日興,瓊州人文之盛,實自公啟之。”(《瓊台紀事錄》)儋耳(儋縣西北)一直“文化未開,北宋蘇文忠公來瓊,居儋四年,以詩書禮樂之教轉移其風俗,變化其人心”,使整個儋耳“書聲朗朗,弦歌四起”。(王國憲《重修儋縣志敘》)清舉人(儋州人)陳烺良以詩贊蘇軾:“快哉儋耳得先生,悲哉先生儋耳行……儋人得師喜洋洋……先生當日奔忙忙,飢寒常在身前擋,功名常在身後揚……”(《東坡居儋曲》)。而他,忘記了境遇的艱難,以“我本儋耳人”“海南萬里真吾鄉”的態度融於儋州人中。
以寫作為樂的他,在這艱苦的流放生活中,還筆耕不斷。這段時間,他完成了與陶淵明124首詩的唱和以及《論語》、《尚書》、《易經》三書的注解。在生命最後關頭,還堅持寫些小文札記題跋等,如《桂酒頌》就是在這時寫的。逝世前兩天還寫他人生中的最後一首詩。正如他所說的:“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
這就是蘇東坡,無愧於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他心中有股浩然之氣,正如他在潮州韓文公廟碑中所說:“浩然之氣、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矣。” 蘇東坡逝已逝矣,但其浩氣“不隨死而亡”,存在於千古不朽的他的作品中。隨便摘幾例即可雄辯地說明這一點。
被貶至密州,他寫下《江城子•密州出獵》高喊“老夫聊發少年狂”﹔被貶至黃州,他寫下《浣溪沙•游蘄水清泉寺》,質疑“誰道人生無再少”﹔而當他歷經沉浮,進入超然物外的境界之後,他以“擇盡寒枝不肯棲” (《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的孤雁表示自己孤高自許、不隨流俗的處世原則﹔他把人生看化了,發出了“人生如夢”的感嘆﹔但他不因此而向邪惡勢力投降,且看他的:“莫聽竹林穿雨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便可了解其心境。
蘇東坡以深刻的思想內容、強烈的感情、豐富的題材、獨特的藝術風格,衝破了晚唐以來的詞為艷科的藩籬,從以寫兒女之情、閨閣之思,曼麗婉約為詞之正宗的一元化局面開拓了一個新的多元化境界。讓詞能陶寫性情、直抒胸臆,“得其情而盡其性”(蘇軾《墨君堂記》),“雖喜怒笑罵,皆可書而誦之。”(《宋史•蘇軾傳》)在藝術風格上,讓詞僅適於女音的婉媚、柔曼進而到壯士可歌的豪放、激昂。但蘇詞非一味的豪放,而是“端庄雜流麗,剛健含婀娜”。(蘇軾《與子由論書》)沒有廣闊的胸懷,則沒有改革詞的狹窄局面的勇氣,正所謂“詞至東坡,清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劉辰翁《須溪集》)
這位多才多藝的天才,留給後世的不僅是他在文學藝術中的巨大成就,還在於他那浩然逸氣、樂觀的人生態度,這樣曠達的胸懷是我民族珍貴的精神遺產。要想讀蘇詞,先要把握好這一點。
註:本文未註明出處的資料,取自林語堂《蘇東坡傳》。
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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