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葆珍
       (現居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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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葆珍◎詩人之言---王國維《人間詞話》讀書札記之八

詩人之言  陳葆珍



---王國維《人間詞話》讀書札記之八


為什麼“詩人之言,字字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王國維《人間詞話》)

一般人會說:因為“我有話說不出”。此言差矣,不是“有話說不出”,而是“無話可說”。

“話是說出來的能夠表達思想感情的聲音”,(《古今漢語詞典》)也稱之為語言。如果你根本想不出什麼,在腦中便成不了一句話,這要你把它說出來,能說些什麼呢?或者,你對外物有所感觸,也用一些語言的小單位(如字詞)在心中有所思,即使也組織了一些句子,但還未完成一個完整的概念,不能像詩人那樣構成一首詩,當見到人家寫出來的詩,才發現是自己曾經支離破碎地想過的或從未想過的。

如每個人都要吃飯,可你是否能寫得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紳《憫農之二》)這四句詩每個字都很淺白,道理也易懂,為什麼我們寫不出來?可能我們看見的只是飯粒,沒想到種植這些谷粒的過程,沒有像作者那樣對農民寄予深切的同情。有些人,也許只會用“辛苦”兩個字概括了他的想法,卻不會用更多的字詞來思考。既然,在腦中構不成詩句,那又怎樣說得出一首詩來呢?於是,一聽到“鋤禾日當午”,便有恍然大悟之感。

當我們困於“尋言難”時,應考慮我們是否達到詩人的境界。王國維早就指出:“境界有二:有詩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只要什麼時候對外物的感受處在常人的境界時,你就寫不出詩來。

我也曾站在長江江邊,只想到時間的流逝像江水那樣,絕對想不到“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我也曾登上廬山,但只會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誰不度中秋,只會嘆“今晚的月亮多美”,有誰會寫出“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誰都有夢,但作不出“昨夜分明夢到家,飄搖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東風老,無限杜鵑啼落花”(文天祥《旅懷》)的詩句。而詩人,就有王國維說的本事:“夫境界之呈於吾心而見於外物者,皆須臾之物。惟詩人能以此須臾之物,鐫諸不朽之文字,使讀者自得之。”

有蘇東坡生活經歷才可能對逝去的長江水有淡泊人生的感受﹔有文天祥的憂國憂民才可能對淪陷的故土寄以悲壯之情。

是否寫得出詩,全在於自己對外物的感受。而“詩起於沉靜中回味得來的情緒。”(華茲華斯語,見朱光潛《談文學》)這“回味”,必須先“入乎其內”,然後“出乎其外”。即深入到生活中去,對生活有所感受,然後站在更高的高度反思自己得來的感受,去偽存真,去粗存精。這過程,要有高尚的道德修養、健康熾熱的情感、深刻細微的分析力。

自古有成就的詩人,十分注意自己的修養。主張“欲學詩,先學道。”(清徐增《而庵詩話》)乃因“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清葉燮《原詩》)這樣作詩,才讓人看得見詩人的真面目。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與一句,無處不見其憂國憂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杯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清葉燮《原詩》)由此可見,怎樣的人,就寫出怎樣的詩。

談及修道,自然離不開修學。杜甫有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杜詩《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古人把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作為詩資,自有其道理。

雖有高尚的道德、豐富的學養和生活經歷,不一定寫得出詩,即使外界讓你激動得不能自已,有些人只會嘆:“好美、好感動”,再多幾句就說不出來,而詩人馬上就在腦中醞釀得詩句。這與人的語文功底有關。

“文學是語言文字為媒介的藝術。”(朱光潛《談文學》)人與一般動物不同,其心所思能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藝術要求作者通過塑造形象來反映生活並具更典型的社會意識形態,沒有形象塑造不能稱之為藝術。根據藝術的種類不同,形象塑造的方式有所不同。如繪畫、建築、舞蹈等,各自的形態有其特色。惟獨文學作品,只靠語言文字來塑造形象。詩的形象塑造,是通過詩人觀察外界在腦中留下的印象,據詩人感受提煉出一種思想,再用語言文字組成一個新的境界,這些境界或虛寫或實寫。這時,詩人平時的德才修養便起作用,否則,就無法站得高、看得遠來呈現一個既反映生活又高於生活的畫面。

語言文字的基本功要求甚多,首要的是准確,寫出來的必須和心裡想的一樣。“修辭立其誠”(《易經》),正是這個道理。

這是世界公認的對語言工作者的要求,法國著名小說家福樓拜認為“一個特異的意念,只有一個特異的字或字句可以表現”。他也這樣實踐了。如“他往往不吃飯不睡,呆呆地坐著絞著腦筋地想,想尋出他稱心愜意的表現。……幾天寫不成一句句子。”(徐志摩《說話》)法國名作家莫泊桑也說過:“不論一個作家所要描寫的東西是什麼,只有一個詞可供他使用,一個動詞使對象生動,一個形容詞使對象的性質鮮明。因此,就得去尋找。”(莫泊桑《論小說》)

寫小說尚且如此,何況寫詩呢。在這方面,我國的歷代有名詩人堪稱楷模,其例不勝枚舉。如唐朝的盧延讓為“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盧延讓《苦吟》)﹔宋朝的韓駒“曾寫詩送人,已過了半年,還追回改一字”(宋劉克庄《江西詩派小序》)﹔唐朝的賈島“二句三年得”(賈島《題詩後》)﹔宋朝的歐陽修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宋呂本中《童蒙詩訓》)﹔宋朝的王安石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初云‘又到江南岸’……改為‘過’,復圈去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宋洪邁《容齋詩話》)﹔清朝的袁枚有一首詩作了半個月,對其友“出簏(廢紙筐)中廢紙示之,曰:‘已七易稿矣’”(袁枚《隨園詩話》)﹔近代的魯迅主張:“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 魯迅《二心集•答北斗雜誌社問》)……諸如此類,可見詩人之言,是經過反復推敲的。

提高語文水平的途徑還有很多,但這要把話說得准是首要的。即心裡怎樣想就怎樣說。而詩人之言,非常人之言,一旦“鐫諸不朽之文字,使讀者自得之”。詩人之言,能讓讀者從中有所得,使人讀後會陶冶性情激發健康的情感增長知識,至於心裡怎樣想就怎樣說,語言雖准了,但如果所想的皆是糟粕,這“使讀者自得”些什麼呢?故此,要求詩中之言必正。

人之言,是思想感情的表達。“故言,心聲也。”(漢楊雄《法言•問神》)要使詩人之言正,先要其心正﹔要使作品的風格美,先要詩人的人格美。“誰想做一個詩人,他必須自己是一首真正的詩。”(彌爾頓語,見朱光潛《談文學》)

像屈原、陶淵明、杜甫、蘇東坡能“鐫諸不朽之文字”,乃因“其人格亦足千古”。的確,“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王國維《人間詞話》)故此,詩人之言“朽”與“不朽”,首先取決他的人格。

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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