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不厭改      ◎陳葆珍◎

我國倡導詩界革命的先行者清末愛國詩人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言爲心聲，其實就是“我手寫我心”。

文學通過文字來表達思想感情。文字，只不過是一種符號。作爲符號，在反映事物尤其是表達複雜感情時往往欠周全。以此來組成文學作品，免不了有偏差。正因爲如此，道家常說的“道可道非常道”（“能够說得出來的道，就不是長久不變的至道”—筆者引自林語堂的解析），那“道”客觀存在主宰一切但又不能用語言說得清。“道”之堂奧姑且不說，其中，作爲語言文字的局限性略見一斑。

話雖如此，相對而言，總該有一個最能表意的字的。作者有責任把它找出來。正如法國名作家莫泊桑所說的：“不論一個作家所要描寫的東西是什麽，只有一個詞可供他使用，一個動詞使對象生動，一個形容詞使對象的性質鮮明。因此，就得去尋找。”（參見莫泊桑《論小說》）

中國詩人對這方面特別講究，致有“推敲”一詞。提起它，自然想到唐朝賈島遇韓愈時，正爲用“推”還是“敲”字而苦吟。韓愈建議用“敲”字。于是，便出現“鳥宿池中樹，僧推月下門”與“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不同的意境。

對此，千古引爲佳話，異口同聲贊韓愈改得好。

誰料當代美學大師朱光潜却說：“我很懷疑韓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稱賞的那麽妥當。”  

我少時聽這個故事，已有疑問：“寺裏是否有人？有沒有必要把門閂死？”後來讀到朱光潜的著作，才怪自己想得太膚淺。

朱光潜認爲，用“推”，“須自掩自推”；用“敲”“顯得寺裏有人應門”。這樣，“比較起來，‘敲’的空氣沒有‘推’的那麽冷寂。就上句‘鳥宿池邊樹’，看來，‘推’似乎比‘敲’要調和些。”而“這不僅是文字上的分別同時也是意境上的分別。”至于“究竟哪一種意境是賈島當時在心裏玩索而要表現的，只有他自己知道。”（摘自朱光潜《咬文嚼字》

姑且不論誰是誰非，重要的是千年後還繼續這樣的推敲。看來，那“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唐·盧延讓《苦吟》）、“爲求一字穩，耐得半宵寒”（清·顧文煒《苦吟》），完全可理解。

文不厭改，古今中外有成就的文學家都這樣。如，白居易經常讀自己的新作給老百姓聽，不斷修改。歐陽修修改《晝錦堂記》，令家僕快馬直奔相州道趕上韓琦派來的人，將“而”字補上。魯迅主張：“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决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見魯迅《二心集·答北斗雜誌社問》）

俄國的契訶夫認爲寫作技巧就是會删的技巧。美國海明威以創作實踐證明這一點。他的名著《老人與海》由幾十萬字删成幾萬字。1954年瑞典學院常任理事昂遠修·耶斯特林克在致獲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的歡迎詞上這樣說：“他的作品所具有的特色，便是在故事結構上達到了技巧的巔峰。沉默的、極度簡潔的短篇小說，就像將容器盛得滿溢出來，令人無法忘懷。他的短篇小說，是單純與正確的組合，給與他人敏銳的主題意識，那正像一針針都會刺中要害一半。”我想，如果海明威不經過這樣反復删改，他的《老人與海》，不可能會得諾貝爾文學獎。

注意剪裁遣詞造句固然重要，但有個問題往往被人忽視，那就是標點符號。自從提倡白話文後，困擾了幾千年的文人的句讀（即今之句號與逗號）問題終于解决了。現在有些人讀古書，還不知在哪兒斷句。

說我們的祖先在這方面完全不重視是不對的。在漢之前，通過把字隔開或畫上一個箭號，以示斷句。之後，有在句旁加點加圈的。到了清朝，張德彝引進洋人的標點符號（見張德彝《再述奇》）。後來，胡適改良幷創造“句讀符號”（見胡適《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在白話文運動中，以胡適爲首，包括錢玄同、劉復、朱希祖、周作人、馬裕藻在內的六位教授于1919年4月提出標點符號方案，獲國民政府批准于同年11月執行。新中國成立後，還幾次修訂幷頒布了新的《標點符號用法》。這一切，强化了語言文字作爲交流思想工具的功能。

經過中國人長期努力而得的成果，理應得到重視。然而，作爲影響面較廣的媒體在這方面因重視不够而引起軒然大波，值得深思。這裏舉兩個例子。

2009年香港《明報》1月29日有篇題爲《國防白皮書罪在句讀》的文章。其中，兩段文字是這樣的：

“中國新的《國防白皮書》公布後，引發了一場‘文字官司’，出事的就是這句話：‘中國主張所有核武器國家明確承諾全面、徹底銷毀核武器，幷承諾停止研發新型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白皮書公布的翌日，海外各媒體都將‘中國承諾停止新型武器’作爲大新聞，一些內地媒體也一度發出類似的報道，以致有網民在網上留言質疑中國是否‘自廢武功’”。

此事鬧得沸沸揚揚，後來官方媒體通過中國軍事專家出面澄清說：“中國幷未承諾停止研發新型核武器。”

筆者同意香港《明報》的分析，認爲這是句讀問題引起的。

從語法來看，這是主謂賓句式。主語是“中國”謂語是“主張”，“主張”之後那長句是賓語。賓語中的句子，其主語是“所有核武器國家”，在這“所有核武器國家”之下，有兩個“承諾”，就是說這兩個“承諾”遞屬于“所有核武器國家”的，而不是單指中國這一個核國家的。如果，沒有逗號，就不致讓人誤會。原句不但有逗號，還多一個“幷”字，足以加强語氣。其結果“幷承諾停止研發新型核武器”，這主語就是“中國”而不是“所有核武器國家”。因爲逗號的作用是表示一句話中的停頓

《明報》提出的：“似應改爲：‘中國主張：所有核武器國家明確承諾全面、徹底銷毀核武器，幷停止研發新型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這樣加了一個冒號，表意就明確了。因爲冒號的作用是提示下文。或者，把逗號取去也可。

與這問題有關的，是剛剛發生的一件事。最近，《京華時報》刊登了總理的道歉信：

“新華社總編室：貴社昨天播發我的《教育大計，教師爲本》一文，其中岩石學的分類，應爲沉積岩、岩漿岩（也可稱爲火成岩）、變質岩。特此更正，幷向廣大讀者致以歉意。溫家寶二00九年十月十二日”

本來，總理這樣做乃“文責自負”。其信表意清楚、標點符號運用準確。而《北京晚報》10月13日又這樣報道 （下面兩段文字轉錄百度網）：

就溫總理致信道歉一事，本報記者專訪了新華社值班副總編輯吳錦才。吳錦才介紹說，昨天中午一位讀者致電新華社，認爲總理講話稿所說的岩石分類方法，岩漿岩和火山岩是同一個概念。按照業務規程，新華社總編室將這位讀者的疑問轉交給總理辦公室主任。

吳錦才說，昨晚9點半，他接到總理給新華社總編室打來的電話。總理先解釋了一下當時的情景，“總理在座談時講話是口語表述，原話是‘老師可以講岩石的分類，比如，沉積岩、岩漿岩、火山岩’。這是舉例說明，文字整理的時候把‘比如’去掉了，給人感覺岩石只分成上述三類。”

從這篇報道的標點符號來看，雙引號內的話是吳錦才的；單引號內的話是溫總理的。頓號，表示句中幷列的詞或詞組之間的停頓。溫總理用了頓號，這就說明沉積岩、岩漿岩、火山岩是幷列關係。鑒于此，他才有更正的必要。

而吳錦才說“文字整理的時候把‘比如’去掉了，給人感覺岩石只分成上述三類。”其實，即使你删不删‘比如’，按溫總理用頓號來表示這種分類的關係，就錯了。幷不是因删去‘比如’，才給讀者以錯覺。

科學用語來不得半點含糊；而文學語言富于聯想。自然，不能拿着尺子來讀李白的“白髮三千丈”。

然而，多種修辭法讓文學語言或點石成金，或表意不清。這除了錘煉自身功力培養嚴謹的學風外，萬一有錯，還是那句話：文不厭改。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