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生死         ◎陳葆珍◎
 

人，別于其它生物，對死亡有清晰的意識。由此而産生的對死亡恐懼，普遍存在于人類中。沒有這一點，人類不可能存活至今。

不管你恐不恐懼，對生物而言，死亡畢竟是必然的。正所謂“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腐臭消滅，是所同也。”（《列子·楊朱》）

于是，“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王充《論死篇》）

死，這一個永恒的終極的命題，被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生物學家、心理學家、科學家等進行過從不間斷的探討。其中，人類的平均壽齡遞增，是一個重要的成果。與此同時，亦有讓千萬生靈毀于一旦的罪惡存在。

哲學家把對死亡恐懼看作是非理性的。我最欣賞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的說法。他說：“死亡和我們沒有關係，因爲只要我們存在一天，死亡就不會來臨。而死亡來臨時，我們也不再存在了。”（轉引自沈毅《論死亡的恐懼》）

這不無道理。只要你一息尚存，那就不是死。而一旦死了，那個“死”字怎樣寫，也沒有考究的必要了。軀體已滅，又何來感覺呢？這時，不存在恐不恐懼的問題。

可能會有人說，走向死時多痛苦。作爲垂死者，又怎樣知道自己死在哪一天；說不定平時的痛苦還大過死的這一天呢。事實上就有無疾而終睡著走的或在藥物的控制下無痛而死的先例。不過，死的痛苦，不全在肉體上，而更多的在精神上。它寄托在對人生的眷戀、親人的難捨、以及事業的未竟等等所産生的無奈的悲嘆。

有些明知死期的，却以一種超然的精神力量來戰勝死亡的恐懼。就像志士爲其偉大的人生目標而捐軀那樣。古今中外不乏其例。

中國的岳飛、文天祥，家喻戶曉。他們的精神，一直激勵著中華民族。人們常背誦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過零丁洋》。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已成爲炎黃子孫的座右銘。

近代的秋瑾，被孫中山尊之爲巾幗英雄，她留下的絕命詞：“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顯示了革命者視死如歸的價值觀。

繼秋瑾之後的劉胡蘭，她那短暂的一生，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幷爲之題字：“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中國近百年的歷史，這類的英雄層出不窮。就是當今的救灾與日常生活中，爲人民生命財産而捐軀的，爲數也不少。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正氣！

在西方，也有不少人爲自己的信仰而獻身的。

如偉大的意大利天文學家布魯諾，因支持哥白尼“太陽中心說”，被羅馬宗教裁判所處以火刑，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上。他高喊“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會退讓！”還對宣判官以嘲諷：“你們宣讀判决時的恐懼心理，比我走向火堆還要大得多。”

還有一位哲學家的死亡，在西方曾引起震撼。他，就是被譽爲“古希臘三賢”之一的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70歲那年，被誣告“瀆神”“煽動青年”（他常在街頭演說宣揚他的哲學觀點），而被判死刑。本來，如果他認“罪”，或接受朋友用金錢爲他贖“罪”，或買通獄卒以圖越獄，這一切，無不存在一綫生機，可他却拒絕了。

在死前的一天，在獄中還對難友大談哲學。臨刑，他舉起那杯毒酒，還勸那些爲他痛哭的人說：“一個人應該精神鎮定地迎接他的末日。請你們平靜下來，堅强一點吧。”（《蘇格拉底最後的日子》見《柏拉圖對話集》）

而委曲求全，求一綫生機來完成自己未竟事業的，西方有意大利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伽利略，中國有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

被譽爲“近代科學之父”的伽利略，因支持哥白尼學說而被教會要挾：不放棄這一主張就對他施火刑。爲了科學，他表面上服從但暗地裏繼續研究。雖然後來雙目失明了，還在朋友幫助下在荷蘭出版《關于兩門新科學的討論》這部被譽爲現代物理的第一部偉大著作。人們爭相傳頌：“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伽利略發現了新宇宙”。

與伽利略命運大同小異的我國司馬遷，因替李陵說了幾句好話，被漢武帝判死刑。當時他的生路有二：拿錢贖“罪”；接受宮刑。他無錢贖“罪”，爲求免死，只得忍受奇耻大辱—宮刑。這一切，全爲了巨著《史記》未寫完。

他這樣看對生死：“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司馬遷《報任安書》）

“用之所趨異”的意思是：人爲什麽而死，這個趨向就有所不同。

司馬遷堅信自己是正確的，不管當時人們怎樣詆毀、蔑視他。他認爲：“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的確，歷史給這冤案定了是非。

司馬遷是在秦火以後保留中國歷史文獻的第一人。他的《史記》，開創了我國紀傳體修史體例，不但爲中華民族保存了三千年的歷史而且還熔鑄了中國人的思想光焰。正如他所說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爲炎黃子孫留下了一份博大精深的文化遺産。魯迅給《史記》的最高評價是：“史家之絕唱，無韵之離騷”。

由此看來，伽利略在西方司馬遷在東方，同樣是爲了偉大的人生目標忍辱負重而對人類的科學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人。

司馬遷受宮刑，終日處在生不如死的極度痛苦中。而西方有位雖不受刑但一樣感到生不如死的人，那就是偉大的音樂家德國的貝多芬。

貧困耳聾的貝多芬在32 歲時就寫下遺囑。他說：“當我旁邊的人聽到遠處的笛聲而我聽不見時，或他聽見牧童的歌唱而我一無所聞時，真是何等的屈辱！這一類的經驗幾乎使我陷于絕望，我的不致自殺也是間不容髪的事了。是藝術，就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不能離開這個世界。”（《貝多芬遺囑》）

正如翻譯家傅雷所說的：“耳聾，對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滅，對音樂家是整個世界的死滅。整個世界死滅了，而貝多芬不曾死！幷且他還重造那已經死滅的世界，重造音響的王國，不但爲他自己，而且爲著人類，爲著‘可憐的人類’！”（傅雷《傅譯傳記五種》）

是藝術，給人類留住了這位偉大的音樂家，在寫下遺囑之後的日子裏，貝多芬的音樂創作達到頂峰，不但量多而且堪稱經典之作。正如他在給好友韋該勒的信中所說的：“要是我能擺脫這病魔，我願擁抱世界……我不是一向病著的麽？近來我的體力智力突飛猛進。我窺見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標，我每天都更加迫近它一些。惟有在這些思想裏，你的貝多芬方能存活……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傅雷《傅譯傳記五種》）

這位“替人類釀制醇醪的酒神”，他吞下的却是一杯人生的苦酒。有誰會想到，這位“給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熱狂”的樂聖，在貧困悲苦中走向死亡，竟至在彌留之際，還受臭蟲干擾。可他却把一生的憂慮苦楚探索和希望，全都注入他的最後的交響曲--《第九交響曲》中。

羅曼羅蘭對貝多芬逝世前那些帶著輕快熱烈情緒的作品這樣看：“什麽都不能使這股不可馴服的力量屈膝。如今他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後幾年中所寫的音樂，雖然環境惡劣，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視一切的、快樂的……總之，他是戰勝了，他不相信死。”（羅曼羅蘭《貝多芬傳》）

德國美學家伯特·曼紐什曾這樣說過：“事實證明，最偉大的藝術恰恰是那些對死亡現實說出一個否定性的‘不’字的藝術。”（伯特·曼紐什的《懷疑論美學》）貝多芬自稱以“何等的歡心飛向死神”，他說：“死亡願意什麽時候來吧！我將勇敢地迎接你。切勿把我在死亡中忘掉，我是值得你們思念的……”（《貝多芬遺囑》）

上述一切，說明前人在教導我們怎樣正確對待死亡。誰也無法改變人將必死這一現實，那如何度過一生是必須正視的問題。每個人在人生舞臺上只不過是匆匆過客。試問你除去睡覺、垂髫、耆老、生病，真正能讓你精力充沛地爲人類做出貢獻的時間還有多少？真正享受人生的能有多少天？與其誠惶誠恐地懼怕死亡，倒不如瀟瀟灑灑活一場。

在這方面，不少名家爲我們做出榜樣。

許多經久不衰的傳世之作，是在作者生命的後期完成或正在創作之中的。如舒伯特的《冬之旅》、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等這些都是音樂家在逝前完成的作品。而未寫完作者就辭世的，如曹雪芹的《紅樓夢》、莫扎特的《安魂曲》、普斯尼的《圖蘭朵》、拜倫的《唐璜》等。

每個人生命歷時不同但最終歸于毀滅。從生命的終結角度去考慮人生的歷程，就會捨却一切無意義的牽累，重視過好每一天。對時間不珍惜其實就是讓生命流失。上述這些名家在生命最後關頭還爲人類製造精品，應是我們所傚法的。

讓我們記住爲救治中國抗日戰士而死的加拿大醫生諾爾曼·白求恩臨終時的那句話：“人生很好，很值得爲它活上一回，但是，也值得爲了某一個目標去死一回。”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