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談生死》致王楓      ◎陳葆珍◎

首先，感謝你對拙文觀點的認同以及對我的鼓勵。

這篇文章的寫作與其說是最近幾年來的反思、最近幾個月的學習，倒不如說是從小想到老。

雖生於亂世，眼見硝煙耳聞炮聲，但畢竟在父母羽翼下，不懂生死爲何物。當全家人出境，剩下未滿12歲的我獨居廣州的小木樓，那時，就有死亡意識。表現在枕頭下放剪刀；夜歸時腰間插小刀這些細節上。

那時，怕死，但不知爲何而生。受教育後，讓我懂得人生必須有遠大目標。那保爾、卓婭的形象一直激勵著我。開始懂得要好好服務於社會。奧斯特洛夫斯基關於“人最寶貴的東西是生命”的那段名言，我鄭重地抄在日記本上，幷爲實踐它而準備著。雖然，其中有不少波折，但我把自己比作生活長河中的一葉輕舟，在什麽樣的情況下，也得設法前進。

23歲那年，因醫療事故我差點沒命，昏迷了十多小時後，張眼看見床前坐著的桂林象山醫院院長，我第一個反應是：“我活著！”

我年紀輕輕就被放在生死的臨界點，命運之神在我人生的黃金時代想給我蒙上黑紗，提早要我來個死亡見習。但我還是不想死。

差點死去的人特別珍惜生，把以後幾十年的生時，看作是造物主恩賜。我雖無宗教信仰，但我相信：人，生於虛無而又走向虛無。雖然空空而來空空而去，但活著一天，就不能一切皆空。從“無”中來，但我要在人間留下個“有”。我青壯年時期的教師生涯與晚年的寫作嘗試，都是想創造這個“有”。

在身壯力健拼命工作時，哪有閑想什麽死生。可你的壽數，在增中其實又是減了，這時，你才猛然覺察到死之將至。所以，往往在人老時會考慮生死問題。

難怪國際筆會紐約分會主席蔡可風先生剛接到我寄給他的《談生死》後，立即打電話來說：“你身體沒事吧？爲什麽寫這樣的題目？這樣的問題，往往在老人身體可能有不測的預兆時，才觸及的。”

我笑著答道：“托賴了，還過得去，謝謝關心。對生死，我苦苦思索已經很久啦。我一輩子就是另類的。習慣了另類思維。這個問題爲什麽非要在你說的那種情況下才去談呢？早點知道人將必死，不是有利於怎樣生麽？”

貝多芬15歲就有死亡意識，可能是他媽媽那時因肺病死去而他又染上肺病的緣故吧。的確，沒有特定的環境，這種意識， 不會在年幼時出現的。但，我孫女的特殊表現，似乎要請研究死亡學的心理學專家來解析。

她那時才幾個月大，在參加我母親的葬禮時大哭不止。她三歲時，爲我白天的一句話，在七天的夜裏，驚醒後大哭著說：“我不要嫲嫲死，不要爹地死！”

害得我兒子問我：“你究竟和Becky說了些什麽？”

我只得招供：“她問，我和你老了之後會怎樣？我說都會死。當時她聽了，走到屋角偷偷抹淚。”

“你這又何必呢，她才三歲！”

不知道現在她就讀華盛頓醫科大學是否與孩提時的表現有關，只聽見她在說：

“我要做醫生，醫生可以救人。”

姑不論我孫女這些表現是否反映了死亡意識，也不論各人出現這種意識的先後，只說一點：在不同崗位上，各人爲人類的生存多考慮點是必要的。不要只顧及自己個人的生存，離開了相互依存，人類不能存活至今。既然受惠於人類也應對之有所回饋。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七日